【轉載】專訪鄭南榕之女鄭竹梅: 如果我被迫待在加害者的位置,我會怎麼做? PDF 列印 E-mail

 

我並不認為父親是死於白色恐怖。我父親的死,是為了爭取言論自由。這個悲劇發生的當下,台灣其實已經解嚴了。所以,台灣並不是因為解嚴,一夜之間就變得開放、進步、自由的。我們對自由的追求,應該要持續前進。

端傳媒記者 陳虹瑾 發自台北2017-07-17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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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看到那間總編輯室,我總覺得,爸爸還在那兒。」 攝:張國耀/端傳媒 

 

1987年,中華民國解除全球第二長的戒嚴令(長達38年,僅次於敘利亞戒嚴48年的最高紀錄)。在解嚴之後兩年的1989年,知識分子鄭南榕自焚身亡,成了台灣民主化抗爭中最驚心動魄的一幕。

鄭南榕於尚未解嚴時,創辦著名黨外雜誌《自由時代週刊》,在警備總部的查禁、沒收和新聞局的停刊處分下,總共更換了18次執照,也堅持出版,為台灣民主與獨立鼓呼。解嚴之後,他於1988年在週刊上登出《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》,隔年初收到「涉嫌叛亂」傳票。他說「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,只抓的到我的屍體」,於雜誌社自囚後,點火自焚身亡。鄭南榕的遺孀葉菊蘭當時還是政治素人,從此離開廣告業、踏入政壇。時年9歲的鄭南榕之女鄭竹梅,則以自己的一生,見證了台灣民主化的歷程。

今年是解嚴30週年,也是二二八事件70週年。今年,也是台灣政府第一次將鄭南榕遇難的47日,定為「言論自由日」。當年那個在黨外雜誌社長大的小女孩鄭竹梅,如今早過而立之年。她是如何長大的?如何面那個被國民黨政府指控為「叛亂犯」的父親?又如何看待台灣的轉型正義進程?近日,端傳媒專訪鄭竹梅,談談在那個年代,身為「叛亂犯」女兒的故事。

以下為經過整理的鄭竹梅口述摘要:

解嚴那年我7歲,我的爸爸鄭南榕在1986年被控「違反選罷法」遭收押,未審入獄服刑8個月,於1987年出獄。

某天開始,爸爸突然不回家了。小朋友並不清楚具體原因,那時只覺得爸爸去了一個遙遠的地方旅行。媽媽曾經帶我去看守所看爸爸,我覺得很奇怪,為什麼和爸爸說話要隔著一面玻璃?為什麼要被帶到小房間去跟爸爸說話?

爸爸曾在1986年發起「519綠色行動」,抗議國民黨戒嚴37年,要求立即解嚴;1987年,他也籌組「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」,要求政府道歉賠償、公佈真相。

那兩年間,我剛上小學。某天開始,爸爸突然不回家了。小朋友並不清楚具體原因,那時只覺得爸爸去了一個遙遠的地方旅行。媽媽曾經帶我去看守所看爸爸,我覺得很奇怪,為什麼和爸爸說話要隔著一面玻璃?為什麼要被帶到小房間去跟爸爸說話?不記得媽媽是怎麼解釋的,只記得她跟我說,爸爸沒有做壞事。

爸爸在獄中會寫信給我。從小,我的數學就不好,爸爸會從獄中寫信,教我怎麼算數學。鄭南榕基金會還有展出當時爸爸寫給我的信,信中他很關心的我學習,說他很愛我,還說要買禮物給我。

報禁解除前,她在總編輯室裏的童年

我媽是職業婦女,爸爸於1984年,那個還沒解嚴的年代,就創辦目標「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」的《自由時代週刊》,那幾年他在雜誌社上班,工作時間比較彈性。我上幼稚園的時候,爸爸還沒入獄,我的同學都是媽媽接送,如果受傷、受委屈就哭著找媽媽;我則是由父親接送,不管發生任何事,第一時間就要找爸爸。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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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在鄭南榕基金會擺放的其中一項展品,上面刻有鄭竹梅給爸爸寫的詩。攝:張國耀/端傳媒

  

爸爸對家人很寵愛,不需要逢年過節,我常收到他送的書和娃娃。在他入獄之前,我們父女去逛街,那時的我剛識字,爸爸就在芝麻百貨(編按:中興百貨公司前身,現已停業)給我訂了一整套《漢聲小百科》。

小學的時候,我讀過教科書上的三七五減租。爸爸看到就跟我說:「不管是課本上寫的,或書上寫的,妳要自己判斷(真偽)。」他會對小學生講這種話,態度很嚴肅。但他也會帶我去打電動、租漫畫。那時,小叮噹還不叫哆拉A夢;他定期去書報攤買最新一期的小叮噹,陪我坐在沙發上讀故事。

我的童年有很長一段記憶,是在那個雜誌社裏的。沒有電腦的年代,稿件通常要拿去外面的打字行印刷,後來爸爸和同事們覺得有風險,就在辦公室設一個打字部,打字小姐直接把記者的手稿打成鉛字。攝影記者也直接在社內的暗房沖底片,不假外人之手。

我常在那間資料室玩,那兒放的,大多是《自由時代週刊》雜誌社出版的叢書,我記得有《張學良傳》之類的。我常翻閱,但當時怎麼看得懂?自己一個人在那邊翻書,記者叔叔、阿姨就常跑來找我玩,或是應該這樣說,我常被他們玩。

有一段時間我的注音學得很差,就是因為這些叔叔、阿姨愛鬧我。跟我玩的時候,他們喜歡搞混我,故意把ㄅㄆㄇㄈ亂排。爸爸知道了,也不會多說什麼。

爸爸很有幽默感,教育的方式很開明,我的牛奶糖不分他吃,他會說我小氣。我若是捉弄他,或是別人捉弄我,他都不會生氣。

例如,他太愛抽菸了,編輯台上的大煙灰缸永遠都是滿的。為了警告他,我去買菸炮,偷偷溜進總編輯室,把菸炮塞到他的菸內,爸爸點燃菸,就被「砰」的爆炸聲和火花嚇到。他覺得很好玩,跟我要了一些菸砲,塞在其他記者的菸盒裏。有次他特別打電話回家,跟我分享他的惡作劇。爸爸在話筒另一端說:「竹梅妳聽……,」沒過幾秒,旁邊就傳出炮聲和記者的尖叫,他就哈哈大笑。

1988年底,爸爸主持的《自由時代週刊》刊登「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」;隔年初,他即因此收到高檢處「涉嫌叛亂」的傳票。為了堅持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,爸爸自囚於雜誌社內,再也不外出。

 

我還是常在雜誌社玩,記者們還是進進出出,只是,雜誌社變得有點緊張。那時我認得的字很多了,有次收到傳真來的標語,上面寫著大大五個字:「台獨就是毒」。我隱隱約約知道,氣氛有些不一樣。

爸爸自囚後又不回家了,那我們就去陪他。那時,他的辦公室有沙發床、行軍床,媽媽和我會去陪爸爸,夜裏,一家三口就睡在雜誌社。那年春節,爺爺、奶奶、叔叔還有好多人,都聚集在雜誌社圍爐。小學三年級的我,並沒有想過,那是最後一次和爸爸圍爐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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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南榕當年點火自焚的總編輯室,至今仍然被保存著。這是當年只有九歲的鄭竹梅的建議:「我想,應該是我很直覺的,希望有一個地方不要改變讓我在這個地方想念他。」攝:張國耀/端傳媒

 

198947日,爸爸自囚的第71天,國民黨政府派大批警力到雜誌社,打算強行拘提爸爸。那天早上,他像是平常一樣叫醒我,我記得我還賴了一下床,後來由雜誌社的會計阿姨把我接走。然後他在總編輯室點火自焚。

當天我被帶到一個派出所,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。爸爸的死訊是叔叔告訴我的。小孩子其實有點難理解,所謂「永遠離去」是怎麼回事。我的感覺是,爸爸又去了一個更遠的地方旅行。

自焚事件後,台大學生發起靜坐,我披著白布加入了。我記得有人突然靠近,對我潑了不知名的液體,我沒有受傷,下一秒,我立刻被大姊姊們帶進去台大玩。

爸爸過世後,我畫了一張圖送給爸爸,祝爸爸在天國平安,還規定他在天國,不能吃太多糖果、不能抽太多菸。我也寫了一首詩送給爸爸:「爸爸像太陽一樣,如果太陽不見了,我會哭,我會叫;但還是叫不回太陽。」這張圖和這首詩,現在還放在鄭南榕基金會。

如果你到訪過基金會,你會發現當時起爆炸起火點的總編輯室還被保存著。那是九歲的我跟媽媽討論時,我建議的。我跟媽媽說:「我想要這裏被保留下來。」最近我也在想,為何一個九歲小孩會建議保留被燒得焦黑的原址呢?我想,應該是我很直覺的,希望有一個地方不要改變讓我在這個地方想念他。

有些人會擔心我的成長,比起其他政治犯子女,我已經很幸運了。可能是因為媽媽有和老師溝通過,也可能是我成長時代的氛圍與戒嚴時期不同了,長大的過程中,我不記得曾經因為家裏的事情被歧視。相反的,我一直受到特別的保護和照顧。曾經有老師請小朋友寫信給我,我也曾收到陌生人會寫信給我,替我打氣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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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南榕於198947日自焚身亡後,他的遺孀葉菊蘭於同年底宣佈參選立法委員,訴求「請你陪我打一場母親的戰爭」,葉菊蘭從此踏入台灣政壇。圖為葉菊蘭在街頭替時年9歲的女兒鄭竹梅整理頭髮、繫上頭巾。攝:曾文邦

成年之後,認識新朋友時,我不會特別去說我家發生過的事。但某一個時間點,身邊的人會知道,啊,妳就是鄭南榕的女兒。

很長一段時間,家裏不談爸爸。直到他過世了十年左右,媽媽才跟我說:「爸爸其實把我們放棄了,他為了他的理想,把我們放棄了。但我希望,我們要共同原諒爸爸。」

長達很多年,我都會到這兒來跟他說話。我會帶著兩個銅板來擲筊,問他今天過得好不好?答案是一正一反居多。

如何面對父親離去,以及自焚事件之於我的意義,每年都有不一樣的變化。現在,我可以坐在這邊跟你聊鄭南榕,但在國中、高中、大學的時候,我根本無法談。

我就讀台北市立中山國中,念國中的時候,爸爸已經離去好多年了。其實從我的教室往圍牆外看,就能直接看到那間總編輯室,我總覺得,爸爸還在那兒。

爸爸的骨灰在總編輯室放了將近十年,我們才把他移到金寶山靈骨塔。很長一段時間,家裏不談爸爸。直到他過世了十年左右,媽媽才跟我說:「爸爸其實把我們放棄了,他為了他的理想,把我們放棄了。但我希望,我們要共同原諒爸爸。」

那些年,如果有朋友來看他,我們會點一支香菸、沖一杯咖啡在總編輯室。長達很多年,我都會到這兒來跟他說話。我會帶著兩個銅板來擲筊,問他今天過得好不好?答案是一正一反居多。我也夢到過爸爸。但在夢中,他還是在教我數學。

我念高中的時候,參加一個小型社團:台灣人文研究社。有次社團活動是去參觀二二八受難者阮朝日之女阮美姝的插花展,當時阮美姝年紀已經很大了。我一走進展場,就莫名的很有感覺,踏進去就一直哭,一直哭,從頭哭到尾,嚇壞同學們。

後來跟媽媽討論,阮美姝的展覽,是一個政治受難者的女兒,透過作品展現她對父親的思念。我這才知道,原來我對外不談傷心事,但心靈深處,對這樣的議題,還是非常有感覺。有很長的時間,我一直不自知,自己有多傷心。以前我流淚的時候,常常不知道為什麼。但這些年我慢慢整理自己,漸漸發現,現在的流淚,跟以前流淚的意義又不太一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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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天開始,爸爸突然不回家了,我覺得很奇怪,不記得媽媽是怎麼解釋的,只記得她跟我說,爸爸沒有做壞事。攝:張國耀/端傳媒

其實每次要來基金會,我的心情都會很複雜,甚至有點抗拒。爸爸走了將近30年了,我連今天要來基金會接受你們訪問,都還是要重整一下自己的情緒,才能踏進來。

有人問我,會不會怨恨爸爸?對於爸爸的選擇,我不埋怨,也沒有恨。只是,在他過世20週年時,有想過問他:「為什麼做這個決定?」年紀愈大,我愈覺得對媽媽捨不得。爸爸走後,媽媽就是一個人了。爸爸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,但是媽媽就永遠失去爸爸的陪伴了。

「加害者,也可能是受害者」

年齡愈長,我愈是覺得,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應該被尊重。台灣的狀況,就是1949年以後,很多人被迫丟在一起。這群人的背景差異很大,我們終將學習面對彼此。

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老去了,我很憂心,有些口述歷史我們再不做,當時的記憶是不是就消失了?

 我並不認為父親是死於白色恐怖。我父親的死,是為了爭取言論自由。但在這樣的環境長大,我會主動去了解轉型正義相關議題。我父親於1987年籌組「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」,他其實就是在做那個年代的轉型正義活動,呼籲大家記起二二八。

我看到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的遭遇,那是比我父親更被壓迫的。我無法代表他們的親屬,我無法想像他們可能經歷父母親在綠島莫名被消失、從小備受歧視、求職就業不順,都是因為政治迫害。可是,白色恐怖的加害者的面貌,至今都沒有被完整呈現出來。

鄭南榕基金會今年出版一本書:《名單之外:你也是受害者之一?》我們發現,以二二八事件來說,受害者名單之外還有名單。我曾在一個探望場合,和長者們聊天,那時意外發現,在場5個長輩之中,有4人的家人曾在二二八事件受難;也曾有一名年過七旬的長者告訴我,他的家屬在二二八事件時失蹤至今,卻無法被列入受害名單,原因是「事發半年才報失蹤」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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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南榕基金會今年出版的一本書《名單之外:你也是受害者之一?》攝:蔡詠絮/鄭南榕基金會 

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0週年,我特別有感觸。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老去了;我很憂心,有些口述歷史我們再不做,當時的記憶是不是就消失了?那我們是不是就不曉得當時發生什麼事情? 

所謂真正的「受害者名單」,當然不只被官方認證的受難者。

我們現在如何記憶過去,就決定我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未來。

前陣子看到文化部長鄭麗君說,推動轉型正義,是要讓加害者走出來。我很同意,也很感動。除了那些被「名單」遺漏的人,我甚至覺得,廣義來說,某些加害人也算是受害人。我的理由是,如果這些黨國機器的執行者,當年是在不自由的情況下,去做了迫害人權的事,那他是不是也受了荼毒?我問過自己,如果我生在那個時代呢?如果我必須沒有選擇的待在那個位置呢?我會怎麼做?

關心政治有很多種方式,我沒有成為政治工作者,但我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在關注轉型正義。劉曉波過世的新聞,我也有關注,他因言獲罪(編按:劉曉波因發起並起草要求人權民主的《零八憲章》,2009年因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」被判刑11年,)和爸爸的處境也有類似。以今天的標準來看,爸爸只是一個倡議者,當年卻被國家機器控以「叛亂罪」,然後造成了後面的悲劇。

而這個悲劇發生的當下,台灣其實已經解嚴了。這說明了,台灣並不是因為解嚴,一夜之間就變得開放、進步、自由了。政府是被人民推動著開放的。這個必然性,我相信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樣。

我們現在如何記憶過去,就決定我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未來。今年,政府訂定爸爸的殉道日、每年47日為「言論自由日」。我認為我們還是要警惕,訂定言論自由日,不代表言論自由將來就不會被侵害。這不會是一個終點。我期許,我們對自由的追求,應該要持續前進。

  

 
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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